雍正也搞过整风运动

1731年6月,左都御史史贻直率领51个人的“雍正思想宣讲团”,声势浩大地离开京城,前往陕西、甘肃二省“开导训谕,觉悟愚蒙”。

在宣布正式任命宣讲团的谕旨中,皇帝向成员们强调了此行意义所在,假若陕甘人民能够“笃尊君亲上之义,消亢戾怨怼之情”,便可以借此澄清那些流言诽谤——它们恶毒攻击皇帝对准噶尔部用兵、运输军需物资和征调兵役等对百姓造成的搅扰。如此,不但帝国的官员们可以“安居乐业,俯仰优游”,还牵引着官二代官三代们的美好未来。

一个月后,史贻直率团抵达西安。按照分工,史贻直留在西安,办理西安、凤翔两府和临近几个州的宣谕化导;钦差大臣杭奕禄、郑禅宝分别率一队继续向西,往榆林、延安二府。史贻直还有一项特殊任务,他从刑部大牢中提出一名重犯——1728年曾静案的主犯张熙,带往陕西。他派一位亲信观察这个犯人一路上的言行举止,以便向皇帝报告其对谋逆大罪的悔改程度。

宣讲团此次的理论武器之一,正是曾静案的专案材料《大义觉迷录》。编印这样一本不寻常的书,堪称专制君主雍正创造性的统治术。在他之前,没有哪个帝王有胆识公布这样“大逆不道”的材料,作为全民教材。他想抵达知识分子的思想甚至灵魂深处,让他们自我批判,以此改造他们的思想,做大清朝驯服的臣民。

史贻直命令把雍正的一系列上谕——包括宣谕化导、征讨准噶尔和转运军需等写成标语口号,张贴于城乡市镇交通要道和路口,务令很多的人亲沐皇帝的圣恩。他把西安分为三片,各自搭建一个龙亭和讲台,首先召集士绅与庶民,焚香顶礼龙亭内皇帝的长生牌位,然后宣讲开始。自然,史贻直是*一主讲人,然后是帝国的其他知识精英们上台。他们宣读上谕和《大义觉迷录》里的内容,再用通俗的语言加以解释,阐扬其中的精义。